同 志

 

 1、

 

  五月初,回到乡下,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阿力,他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起推着轮椅,轮椅中坐着一位老人。

老人满头银发,岁月在他额头和瘦削的脸颊刻下了纵深的沟壑,白皙的脸上布满褐色的斑点,眼窝稍微下陷,淡褐色的瞳仁,深邃的眼神有些浑浊。宽松的灰色圆领短袖T恤,锁骨周围陷下一个深窝,整个人显得瘦骨嶙峋。

  发现老人有些眼熟,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,脑子里快速搜索着记忆系统,想了半晌还是想不起来。便指了指老人,阿力看了老人一眼,声音非常柔和,像是提醒我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我父亲,不认得了?我爸。”  

听到阿力的话,不由地重新仔细观察老人:“你,你父亲?你,你爸?你,你同志?他,他是同志?他是同志?”我的声音语无伦次,几乎是一声盖过一声,阿力默默地轻轻点了点头。

   阿力低下头,几乎是趴在老人的耳边指着我,稍略提高声调:“爸,认得他吗?阿哥,就是大邵的儿子,”老人茫然地望着我,努力辩认了一会,转过头望着阿力,轻轻摇了摇头。阿力又说:“爸,就是用铁钉戳破您自行车轮胎的那个马骝王,记得吗?画图那个大邵的儿子。”此时,老人那浑浊的眼神一亮,点了点头,露出一丝笑容。

阿力好像记起什么,他指着身旁的女人对我笑了笑说:“这是我老婆,忘记介绍了,这是阿哥,我平时说的阿哥。”阿力老婆礼貌地点了点头,算是打招呼。

阿力说老人要吃药了,就留下电话号码给我,说过二天联系我,说完就推着老人上了旁边的一辆商务车。

我的视线盯着远去的商务车,脑海飞快地闪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,紫铜色的肤色,粗犷的方脸,浓眉大眼,体格魁梧。天热时,经常穿着一件白色圆领短袖T恤,黑色的短裤。裸露出来的手臂和脚,都是紫铜色的。无论什么地方,什么场合,不怎么爱说话,别人说什么,静静听,听到好笑的地方,会露出厚实的笑容。这个男人,就是记忆中的“同志”。

说实在话,阿力肯叫“同志做阿爸、父亲,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中,因为阿力曾经在我面前说过:他不是我父亲,父亲早死了。要叫他做父亲,除非我死了。想到这句话,记忆一下子穿越回到了流逝四十年前的岁月……

2、


父亲七十年代中期,在距离老家二十多公里山区水库的管理处做事,水库在山区最偏僻的地方,附近有七八条自然村。工程处是五十年代修建水库时的管理办公室,水库建好后,管理处没有撤,留下来对水库和到各镇的水利工程负责进行管理和维修。

管理处有工厂、后勤和电站,有一百多人。工厂是生产一些水利工程水闸水坝所要用的启动机,后勤就是种田搞生产,电站就是管理发电站的。

父亲是工程处的工程师。每到假期,父亲都会把我接到管理处。在管理处,有很多像我这样大的小孩,大人是同事,小孩容易沟通,有伴玩,很快就熟悉了。

那时十岁,阿力年纪和我差不多,他母亲是在后勤工作的,个子高高的,瘦瘦的。阿力家里还有一个五岁的妹妹阿兰,平时家里就只有母亲和阿力两兄妹。 

每到星期五晚上,会有一个骑着一辆经过改装为载重型车尾架的自行车,戴着一顶“白头壳”白色塑料帽的男人,回到他家里。

这个男人在他家呆到星期天晚上,再骑着自行车离开。 阿力和阿兰管那个男人叫:“同志”,当时我感到很奇怪,这个男人到底是谁?

“同志”星期五回来,有时太阳还没下山,有时天黑才回到。他的车尾架没有空过,总要绑着一个装着半麻包东西回来,比如盐啊、鱼虾螃蟹之类。

有时我们在玩时,见到“同志”回来了,就跟阿力说:“同志回来了”。阿力就会跑过去爬上“同志”车尾,拍着手,欢呼:“嗬嗬,回来啰,嗬,回来啰”。“同志”会一边伸手往后摸阿力,一边笑着往前踩。

“同志”要回来了,阿力母亲把饭菜做好,等他回来再一起吃饭,一家人开开心心的,但从来没有听见过阿力和他妹妹阿兰叫“同志”为“爸”。

“同志”回来,阿力母亲笑容灿烂,就连阿力犯错了,也不会责怪。第二天早上,“同志”就会拉着阿兰的手,到管理处大门口玩,给阿力做风筝,用竹子做一些小玩具,或拿纸张折纸飞机,纸小鸟。有时候又把他的自行车推出来,搭着阿力和阿兰在管理处水泥路转来转去的,那时我们这些没有大人陪的伙伴们,非常羡慕阿力。

到星期天下午,“同志”又要离开了,阿力母亲带着阿力两兄妹送到管理处大门口,直到“同志”消失在暮色中……

有一次,我们和阿力在管理处门口玩,有人问阿力:“同志是你爸吗?为什么不叫爸呢?同志在哪里做事啊,一看他黑不溜秋的,好像种田的”,又有人说:“他肯定不是你亲爸,为什么他不跟你住一起呢?”阿力这时急了:“你懂什么?再说我就揍你。我妈说,同志是吃国家粮的人,是干部,所以我们尊重我爸,得叫他同志”。

后来,大了点,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阿力的情况。“同志”其实不是阿力亲爹,阿力亲爹是镇上的一干部,贪污了很多钱,判了二十年,送去新疆劳改。那时阿力才四岁,亲爹在新疆服刑不到三年,就犯病去世了。

阿力母亲在他父亲去世后,经亲戚介绍,就把远在管理处二十多公里开外的盐场晒盐工“同志”招入赘,母亲叫“同志”,阿力也跟着叫,阿兰出世了,也就跟着叫“同志”。这一叫就改不了口

3、


再过几年,读初中了,父亲也过去了特区做事,管理处我就几乎没有去过了。但和阿力有来往,经常通信。

阿力有一次给我写信说,他想离开家了。那个男人不是他父亲。他跟那个男人、母亲闹翻了,想到我家来住几天。

中秋过后不久,阿力到我家,他跟我说:“看到那个男人就恶心,我打算去深圳打工,不想再回这个家。”我说:“再怎么样,‘同志’也是你爸啊,你不要信别人乱说,如果不是你亲爸,他会对你那么好,会那么疼你?”阿力愤愤地说:“他不是我爸,我爸早死了。要叫他爸,除非我死了。”

阿力还说:“那个男人就是贱,不要脸,过年过节年例期间,拿一个小鼓到处去,去那些做年例的村念大吉(乡下年例或新年间,有些人拿个小鼓和二胡、土琴等乐器,到做年例的人家门口说些吉利喜庆的话,或是唱一首恭祝新年的歌,等主人家打赏),有一次我刚好在同学家吃年例,他拿一个小鼓在同学家门口念大吉,同学家长没给打赏,他就站在别人家门口守着,直到拿到钱才准备离开,后来有同学认出是他,大家说,阿力,那不是你家‘同志。听到同学们的话,我又气又羞,冲到他面前,抢过他的小鼓狠狠地砸烂,一头就冲出村口了。

阿力说,回去以后,他把那个男人的衣服和东西丢出门口,母亲哭着跟他拼命。那天晚上在路上打破了别人的头,给抓到派出所去。第二天,那个男人和母亲拿钱赔了钱给伤者,才给放出来。阿力回到家里马上跟母亲摊牌:要么那个男人离开,要么阿力离开。

阿力在我家住了十多天,跟着他们那个镇里的人,去深圳打工,去时问我母亲借两百元做路费。我母亲给了他两百元,另外又给了他几十块钱。

阿力去深圳了,我母亲跟我说,那两百元是“同志”送过来的。

阿力去深圳后,我们还通过几次信,后来就断了联系。到了前几年,在广州和阿力遇到,分手后,打了几次电话,接下来又全无音讯。


4、


正当我沉迷于记忆时,电话铃声惊醒了我,是阿力打来,他说想约我坐坐,聊聊天。 

开车去到阿力约定的茶馆,进去时,阿力已经在等我了,聊些闲聊后,阿力看着我,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说:阿哥,你没什么变。今天约你,就想跟你说说父亲的事。这几十年来,压在心里,非常辛苦。

阿力说到这里,拿起茶桌面的纸巾,掏一张出来,擦了擦眼睛说:想不到吧,我会叫他爸吧?阿力说到这里时,脸色有些不自然,大多是歉意和懊悔。

喝了一杯茶,阿力说开始缓缓地对我诉说……

当年从你家去了深圳,到建筑工地干活,年底没有回家,又跟着别人去中山找工作,进了古镇一家灯饰厂打工,要身份证才能进厂,只好托人给母亲带信。托的人从老家来,带来一些衣服和几百元,还有临时身份证。

在古镇的厂打工,认识了老婆,要结婚了,手头上没什么钱,就旅行结婚,也没告诉母亲。结婚后几天,母亲带着妹妹阿兰来到中山找到我,母亲又哭又闹,骂我没良心,忘恩负义,结婚那么大事也不跟家里说。妹妹阿兰也求我回去家里看看。我对他们说,那个男人不死,我就不回去。

母亲和妹妹待了两天就回去了,临走时,塞给我老婆五千元。

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多年,几乎没有回过老家,母亲和妹妹有时候会来探我。

妹妹结婚生了几个小孩,家里的一切都是妹妹去照顾,后来我去了重庆发展,事情多,就根本不回广东了。 

  大前年春节过后,我和老婆儿子女儿一家回中山探岳母,忽然接到妹妹的电话,说父亲中风了,住院了,母亲老了,还是在医院服侍父亲,妹妹哭着哀求我回去,怎么样都要回去一次。 ”

  我断然把妹妹的电话挂断了,妹妹再打了十几次,我没有接她电话,又打我老婆的,儿子的,女儿的,我不准他们接电话。妹妹给我发来很多信息,我看都不看就删掉了。

  有一天深夜,母亲打来电话,我摁断了两次,第三次,终于还是接了。母亲在那头平静地对说我说:

  “他真的不是你亲爹,他也不是在你亲爹手里抢到我的。你亲爹四十多年前,是镇里的采购,贪污了钱,判了二十年,去了新疆服刑,第三年因病去世。当时你还小,我三十岁,你试想一下,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,在那个年代怎么熬。 

  三十多年前,你打破人家的头,派出所抓你进去,要赔三千元才能放你出来,你爸到处借钱,最后还差五百元没办法筹到了,去医院卖了血,凑够三千元。这是第一件。

  还有你第一次去深圳的车费,也是你爸送到城里给阿哥妈妈转给你的。你无声无息地出去,也不跟我们说一下,你爸骑着自行车,找遍了几个镇,摔断了两条肋骨。你爸为了家,每天起早贪黑的,推着盐去卖,卖完了盐,又骑自行车到处去收购破烂,他说他要挣些钱,在家里给你建一栋房子,等你回来住。

  你结婚时,我和你妹叫他一起去中山,他说你看到他,会不开心,他就不上来。他说,你们去,看着我儿媳妇怎么样?要回来跟我这个家公汇报,最好想办法带一张他们的合影。给你老婆那五千元也是你爸给的,他说力儿结婚了,要花钱的,虽然不多,这些钱就给你们买礼物的。你买房的钱,开始做生意的一些本钱,都是你爸一分一分地挣的。七十多岁的人,骑着自行车,穿街过巷的,风里来雨里去的,他到底为了谁?家里起了三层的楼,你以为这些钱是天掉下来的吗……”

听到我母亲的电话,我站着,已经是泪盈满眶,泣不成声了,我哭着对母亲说:“妈,不要说了,我知道错了。”这时,我也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哭声。

  连夜,带着老婆孩子赶回到十多年没有回过的故乡,回到医院时,已经是清晨四点多了,妹妹和妹夫在医院门口等我,妹妹见到我,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。

  去父亲的病房,远远看到母亲伏在父亲的病床前,父亲佝偻身躯侧向着墙。母亲听到脚步响,转头看到房门口的我们一家,母亲一怔,脸上挂着满满的泪,儿子和女儿走过去牵着母亲的手,轻轻地叫了一声“奶奶”,母亲紧紧把他们搂住。

站在病房门口,腿就如灌注了千斤坠,视线模糊不清,父亲动了一下,母亲伏到父亲耳边,轻轻地叫唤着:“他爸,力儿回来看你了,你醒醒”听到母亲的话,妹妹,妹夫,老婆,孩子们都抽泣起来,我无法控制自己了,一步跨进房里,跪到父亲的病床前,说,爸,我回来了,爸,我回来了。父亲的身躯抖了一下,慢慢转过身来,他的嘴张着,手指着我,此时,我看到父亲的眼里,全是泪……

听完阿力说到这里,我也泪流满面了,阿力说,那些年代如果没有父亲,母亲不知道怎么样?父亲为了我们,念大吉,唱清唱,收破烂,卖走私盐,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三母子。如果他自己过,他用不着这么奔波……

此时,我仿佛看到了那男个人,背着一个旧帆布书包,手里拿着一个小鼓,站在我面前一边敲着小鼓,一边快速有调地说唱着:大吉来到你门前,好事连连来。大吉来到你门口,钱财往你家走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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