催人泪下:指缝里的白烟

9月8日零点54分,父亲在间隔了大约10秒种后,伴随喉咙里持续的异响,他吐了一口长气。我闻到一种突然的梨子味道。此时,那些系缚在他身体上的十几根管道仍在尽力工作,监视仪显示他的心跳还有每分钟50次,但,父亲已经不呼吸了。此时,他的眼睛灰蒙而发亮,就像从蒙尘的玻璃罩后透出的烛火。由于呼吸极度困难,他的假牙早被取出,嘴巴阔大而空洞,手掌全是粘腻的冷汗。1个小时前,那只从他胳膊下取出的温度计放在小桌上,我记得已经上不了最低刻度,大约34度。我松开了手,由于紧张,我把父亲发肿的手背捏出了几道印痕。起身关闭所有开关,包括那运转了8天的空调,推开窗户,入秋的第一场雨下得惊心动魄。

几个朋友和亲属在为父亲沐浴、更衣。我把父亲扶起来,他太软了,棱起的肋骨压着我的脸。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一个无从洞悉的所在,恒定的烛火似乎源源不绝。由于来自三秦大地的华贵寿衣尺寸略小,而且有7件之多,反复几次,终于为父亲穿戴整齐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穿上庄重的唐装,像个陌生而遥远的古人。看来,唐装对一些人来讲,毕生就只穿这么一次。而且,暗红色的绫罗绸缎并不适合父亲,一是质朴的性情,其二在于,父亲实在太瘦了,如今浑身浮肿,宛如被形容词武装起来的富豪,显得夸张。

我试图合拢父亲的嘴巴,抚平他的眼帘。这个工作持续了大约20分钟,但他的眼睛仍然闭合不好,总有一丝光流泻而出。我拍摄了几十张照片,这是远在加拿大的姐姐的一再嘱咐,我必须让她看到眼前的每一个细节。

没有医生来打扰了,他们收走了所有设备和装满各种液体的瓶子,只剩父亲和我,以及窗外逐渐平息的雨声。我想抽烟,母亲说你就不要抽了吧。我点上烟,突然觉得体内有一股大热,冲得我险些倒地,但我稳住了,一口口把烟抽完。发现父亲的头发乱糟糟的,又给他梳头。他的头发一直泡在冷汗里,仍没有干。

殡仪馆来的是一人一车,带来一张铝皮钉制的小担架。目的很清楚,装运均由家属完成。大家张罗着,按本地民俗,我不能直接去抬担架。我把父亲抱起来,他最多只有60斤。在把父亲放进殡丧车的专用铁皮箱时,雨点落在父亲的颧骨,他眯缝着的眼帘仍然泻流着光,比雨点要亮。

我发动汽车,打开远光灯,跟住殡丧车。路线是过解放桥,走汇东大道。这一带,是父亲经常散步的地方。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,骑了40年自行车,退休后每天散步的距离多在4公里左右。现在,他走在同一条路上。斜划的雨滴在路灯下显得异常安静,又被迅疾的车头切开,发出清脆的裂声。

到达殡仪馆的登记处,四周只有雨声。汽车刚一停住,房檐下突然亮起了几盏昏暗的灯,将这座仿古模样的建筑勾勒出来。几个戴着巨大白手套的人,从不同的房子里朝我走来。
眼睛逐渐适应了环境,我才发现这些建筑,类似老式会议室,房间高敞,尽管用了很多塑料花做装饰,但仍然掩饰不住那些泥灰涂抹的天花板上,出现的龟裂细纹。作为全市唯一的市级殡仪馆,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塑料花和墙壁的“操作指南”上,在那张足有一丈开阔的办公桌后面,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姐打着呵欠。

一个戴眼睛的中年人靠在我肩膀后,向我挥舞巨大的帆布手套:“啊,啊,我想告诉你,尸体可以停放到豪华厅、高档厅,当然了,低档的小厅也可以。”听上去类似卡拉OK的领班在为客人悉心安排。“至于普通的?有倒是有啊!但那是停放无名尸体的大冰柜,那些多半是放了几年的尸体!”他的目光从镜框漫溢出来,刚好与暗淡的路灯相接,使他的镜片上出现了罕见的彩虹。然后,他目无表情地看着我,信心十足,等待我顺着他铺就的台阶,一步步往下走。他的嘴里吐出的道道气浪,在潮湿的空气中划出了一条爬行的白汽。我闻道了一股梨子的味道。

我直接走到了那张夸张的办公桌前,看到侧墙上,挂着一排工作人员的标准照,这个眼镜是停尸组的组长,难怪他那么负责。打呵欠的小姐递给我一块黑色的小木牌,让我写死者的名字。父亲的名字里,有一个“昶”字,眼镜和小姐都不认识,眼镜大声对小姐说,就是“一个永一个日”。小姐把头埋到一个账本里,不断问年龄出生日期死亡时间之类,我只好看着她。因为我已经把父亲的身份证给她了,不知道她是不识字呢,还是要核实我的记忆。她又问:“死者有几个子女?”我不明白她的意思,她抬起头,笑了,充满了深情:“啊,是这样,几个子女就摆几个花圈,豪华的200元一个!”

那几个戴巨大白手套的人散在我四周,没有一个抽烟,也没有一个说话。他们等待着下一步的事情。我点上了烟,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矮个子退下了手套,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化妆盒,开始给父亲化妆。刮胡须的声音很轻微,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仍然显得刺激。他竟然拿出粉饼,给父亲涂脂抹粉了。我让他停下来,将所做的事情重做一遍,为了对得起300元化妆费,他很听话。

接下来,父亲被安放到塑料蜡烛、塑料植被、纸花环绕的玻璃匣子中,他的眼帘仍是那个样子,让我心惊。我拒绝了那些永恒的花圈,它们已经褪色,仅仅换个名字就可以贴上去的花圈,已经被无数的死者领受过了。
走了出来,坚硬的雨点打在额头,啪啪乱响。耳朵一直在耳鸣,我8天没有休息了。突然,我又闻到了梨子的味道。

三天后出殡,仍是大雨。我来到这个叫“尘梦”的停尸间,打开玻璃匣子,父亲早被冻硬,发现他的几缕头发仍然粘在脸颊,我仔细清理干净后,把写好的一张纸条,放到父亲手心。

根据父亲的愿望,不开追悼会,只举行告别仪式。父亲的遗像,用的是1969年他39岁时拍摄的一张三寸头像放大而成。在原相片的背面,竟然留有我几岁时写的两行字:“我的好爸爸,我错了,请你不要这样!”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,估计是做错了什么事,怕父亲责备,在他上班后,就对着他的照片承认错误。隔一层纸,父亲站立在另一面,不知道他是否原谅了我。他能够辨认我蚯蚓一般的字迹吗?我的两行字,就能让他在纸面微笑吗?他的那双手,曾把我高举起来,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。他教我游泳,我就站在他肩头练习跳水。我踩住他的胯骨,踩住他的肋骨,才能站上去,但我滑到了,我在大口呛水,父亲一把将我从水底捞起来……

亲友们在焚烧花圈、挽联,少数人在嘤嘤哭泣。由于湿度很大,粗大的香烛在细雨里释放出的浓烟密集而精怪,像亮墨一样在宣纸间漫漶。火化炉有两种,我选的是燃烧温度更高的欧式炉。把父亲放到传送带上,我看到了他手里的那个纸条,被通风道里的强风越吹越长,险些被带走,那些绫罗绸缎翅膀一般打开。铁门切下来,里面传出轰隆隆的声音。

那根烟囱开始冒黑烟,逐渐转淡,白烟在水汽中造型,难以散尽。父亲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,他差不多读了10年,他的梦一直在天上。记得父亲在一个回忆片断里写过,空军幼年学校是1939年国民政府在都江堰蒲阳镇成立的,主要为抗战培养空军预备人才。学校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,招收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生,1939-1945年在四川蒲阳镇招收的学生共6期,约2000人。但好像父亲从没有与同学联系过,也许,时过景迁,就淡了。今年初,父亲来成都治病时,希望他身体好转一些,让我开车送他去蒲阳镇、簇桥(另一校址)看看。揪心的是,这个愿望,在眼皮下竟没有为他实现!

现在,父亲可以动身了。
40分钟后,传送带启动,那个耐火材料铸成的床回来了,在我的跟前停稳,所有声音消失了。我看到了父亲,他已经沉到几十个耐火砖头下的沟槽,只有手骨大体完整,其余部分,均已经散乱了。一个戴口罩的人出现了,他沉闷的声音就像是来自通风道:“骨灰你们就自己拣,因为你们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。”我突然觉得很高兴。

我没有用夹子,我和几个叔叔一起,把骨头从沟槽里找回来。骨头仍有相当热度。火焰已经从他身上消失,与其说是身体燃烧殆尽,不如说是火淘空了自己。骨头白中带黄,父亲的头,父亲的肩胛,父亲的腰,父亲的大腿和脚掌,我依次放到不同的地方。如何粉碎?我用手掰碎骨头,我的手指熏满了卷烟的味道,父亲多半不喜欢,碎裂的骨头在我的指缝里冒起了细微的白烟。骨头总是扎手的,那就耐心一点,一点一点把父亲变小,让他正立着站在汉白玉的骨灰盒里。父亲的死因是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,我特别留意那个位置。耐火材料上,除看到一些沙一般的黑色炭化颗粒,再没别的东西。凡人看不透身体,如同凡人看不透生死。所谓“从一个花园到另一个花园”的齐物观,父亲多半是不相信的。他太看重生,而死则是唯一不移的收获。看看嵌在骨灰盒上父亲的肖像,我想把幼时写在他照片后的那句话,再写上去。

记得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,一个暴热而安静的深夜,他突然发问:“蓝蓝,你还有什么话给我说?”我说了很多,他听得认真,但没有回答,从此,他没有再说一个字。想到这里,我觉得很累,像雨水泡烂泥土。

作者简介:

蒋蓝,当代先锋诗人,思想随笔作家。1986年开始诗歌创作,2000年加盟古古图书工作室,同年加入非非主义。已出版有 20几部个人著作。在继续诗歌写作的同时,“以深入黑暗中心的思想随笔开启了非非主义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”。现为成都晚报编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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