叛逆者

  姥爷还在国民党中做官的时候,大舅已离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。不过我猜想,这父子俩除去主义不同,政见各异,彼此肯定是看重的。所以我从未听说过姥爷对大舅的叛逆有多么地愤怒。所以,解放前夕大舅也曾跑回老家,劝姥爷出去避一避风头。
  
  姥爷死后,大舅再没回过老家。我记得姥姥坐在床上纳鞋底时常常念叨他,夸他聪明,英俊,性情仁义。母亲也是这样说。母亲说,她和大舅从小就最谈得来。
  
  四五岁时我见过一次大舅。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,院门外大步流星走来了一个青年军官。他走到我跟前,弯下腰来仔细看我:“嘿,你是谁呀?”现在我可以说,他那样子真可谓光彩照人,但当时我找不出这样的形容,惟被他的勃勃英气惊呆在那儿。呆愣了一会儿,我往屋里跑,身后响起他爽朗的大笑。母亲迎出门来,母亲看着他也愣了一会儿,然后就被他搂进臂弯,我记得那一刻母亲忽然变得像个小姑娘了……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屋里……然后他送给母亲一个漂亮的皮包,米色的,真皮的,母亲喜欢得不得了,以后的几十年里只在最庄重的场合母亲才背上它……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天,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去,在老柏树摇动的浓荫里,大舅和母亲没完没了地走呀,走呀,没完没了地说。我追在他们身后跑,满头大汗,又累又无聊。午饭时我坐在他俩中间,我听见他们在说姥姥,说老家,说着一些往事。最后,母亲说:“你就不想回老家去看看?”母亲望着大舅,目光里有些严厉又有些凄哀。大舅不回答。大舅跟我说着笑话,对母亲的问题“哼哼咳咳”不置可否。我说过我记事早。我记得那天春风和煦,柳絮飞扬;我记得那顿午饭空前丰盛,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,我埋头大吃;我记得,我一直担心着那个空白的人形会闯进来危及这美妙时光,但还好,那天他们没有说起“他”。
  
  那天以后大舅即告消失,几十年音信全无。
  
  一年又一年,母亲越来越多地念起他:“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?”听得出,母亲已经不再那么怪他了。母亲说他做的是保密工作,研究武器的,身不由己。母亲偶尔回老家去从不带着我,想必也是怕我挨近那片危险–这不会不使她体谅了大舅。为了当年对大舅的严厉,想必母亲是有些后悔。“这么多年,他怎么也不给我来封信呢?”母亲为此黯然神伤。
  
  大舅早年的离家出走,据说很有些逃婚的因素,他的婚姻也是由家里包办的。“我姥爷包办的?”“不,是你太姥爷的意思。”大舅是长孙,他的婚事太姥爷要亲自安排,这关系到此一家族的辽阔土地能否有一个可靠的未来。这件事谁也别插嘴,姥爷也不行–别看你当着个破官;土地!懂吗?在太姥爷眼里那才是真东西。
  
  太姥爷,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。中国的地主并非都像“黄世仁”。在我浅淡的记忆里,太姥爷须发全白,枯瘦,步履蹒跚,衣着破旧而且邋遢。因为那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吧?也不是。母亲说:“他从来就那样,有几千亩地的时候也是那样。出门赶集,见路边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,抖落到自家地里。”他只看重一种东西:地。“周扒皮”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,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踏你的地?就不怕你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?太姥爷比“周扒皮”有远见,对长工们从不怠慢。既不敢怠慢,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好的,于是长工们吃什么他也就跟着一起吃什么,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,以自家之肠胃将其酿成自家地里的肥。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一类的倡导看来并不是什么新发明。太姥爷守望着他的地,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。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,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,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……如此循环再循环,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。他梦想着有更多的土地姓他的姓,但是为什么呢?天经地义,他从未想过这里面还会有个“为什么”。而他自己呢?最风光的时候,也不过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。
  
  这才是中国地主的典型形象吧。我的爷爷,太爷,老太爷,乃至老老太爷都是地主,据说无一例外莫不如此,一脑袋高粱花子,中着土地的魔。但再往上数,到老老老太爷,到老老老老……太爷,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,穷得叮当响,从什么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,然后如何如何克勤克俭,慢慢富足起来–这也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、牢记于心的家史。
  
  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这瘦老头对我倒是格外亲切,我的要求他一概满足,我的一切非分之想他都容忍,甚至我的一蹦一跳都让他牵心挂肚。每逢年节,他从老家来北京看我(母亲说过,他主要是想看看我),带来乡下的土产,带来一些小饰物给我挂在脖子上,带来特意在城里买的点心,一点一点地掰着给我吃……他双臂颤微微地围拢我,不敢抱紧又不敢放松,好象一不留神我就会化作一缕青烟飞散。料必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然夭折,他的长孙又远走他乡,而他的晚辈中我是惟一还不懂得与他划清界线的男人。而这个小男人,以其孩子特有的敏锐早已觉察到,他可以对这个老头颐指气使为所欲为。我在他怀中又踢又打胡作非为,要是母亲来制止,我只需加倍喊叫,母亲就只好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。我要是高兴捋捋这老头的胡须,或漫不经心地叫他一声“太姥爷”,他便会眉开眼笑得到最大的满足。但是我不能满足他总想亲亲我的企图–他那么瘦,又那么邋遢。
  
  大舅抗婚不成,便住到学校去不回家。暑假到了,不得不回家了,据说大舅回到家就一个人抱着铺盖睡到屋顶上去。我想姥爷一定是同情他的,但爱莫能助。我想大舅母一定只有悄然落泪,或许比她的婆婆多了一些觉醒,果真这样也就比她的婆婆更多了一层折磨。太姥爷呢,必定是大发雷霆。我想象不出那样一个瘦老头何以会有如此威严,竟至姥爷和大舅也都只好俯首听命。大舅必是忍无可忍,于是下决心离家出走,与这个封建之家一刀两断……
  
  那大约已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,共产主义的烽火正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。
  
  天下大同,那其实是人类最为悠久的梦想,惟于其时其地这梦想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梦想,从祈祷变为实际(另一种说法是“由空想变成科学”),风展红旗如画,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奔向被许诺为必将实现的人间天堂。

  四十多年过去,大舅回来了,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驼背的老人。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弯下腰来问我:“嘿,你是谁?”那时我刚来到人间不久。现在轮到我问他了:你是谁?我确实在心里这样问着:你就是那个光彩照人的青年军官吗?我慢慢看他,寻找当年的踪影。但是,那个大步流星的大舅已随时间走失,换成一个步履迟缓的陌生人回来了。我们互相通报了身份,然后一起吃饭,喝茶,在陌生中寻找往日的亲情。我说起那个春天,说起在中山公园的那顿午餐,他睁大眼睛问我:“那时有你吗?”我说:“我跟在你们后头跑,只记得到处飘着柳絮,是哪一年可记不清了。”终于,不可避免地我们说到了母亲,大舅的泪水夺眶而出,泣不成声。他要我把母亲的照片拿给他,这愿望想必已在他心里存了很久,只不敢轻易触动。他捧着母亲的照片,对我的表妹说:“看看姑姑有多漂亮,我没瞎说吧?”
  
  这么多年他都在哪儿,都是怎么过来的?母亲若在世,一定是要这样问的。我想还是不问吧。他也只说了一句,但这一句却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–“这些年,在外边,我净受欺负了。”是呀是呀,真正是回家的感觉,但这里面必有很多为猜想所不及的、由分分秒秒所构筑的实际内容。
  
  那四十多年,要是我愿意我是可以去问个究竟的,他现在住得离我并不太远。但我宁愿保留住猜想。这也许是因为,描摩实际并不是写作的根本期冀。
  
  他早已退休,现在整天都在家里,从早到晚侍候着患老年痴呆症的舅母。还是当年的那个舅母,那个为他流泪多年的人。他离家时不过二十出头吧,走了很多年,走了很多地方,想必也走过了很多情感,很多的希望与失望都不知留在了哪儿,最后,就像命中注定,他还是回到了这个舅母身边。回来时两个人都已是暮年。回来时,舅母的神智已渐渐离开这个世界,执意越走越远,不再醒来。他守候在她身边,侍候她饮食起居,侍候她沐浴更衣,搀扶她去散步,但舅母呆滞的目光里再也没有春秋寒暑,再也没有忧喜悲欢,太阳在那儿升起又在那儿降落,那双眼睛看一切都是寻常,仿佛什么也不想再说。大舅昼夜伴其左右,寸步不离,她含混的言语只有他能听懂……
  
  这或可写成一个感人泪下的浪漫故事。但只有在他们真确的心魂之外,才可能制作“感人”与“浪漫”。否则便不会浪漫。否则仍然没有浪漫,仍然是分分秒秒构筑的实际。而浪漫,或曾有过,但最终仍归于沉默。
  
  我有一种希望,希望那四十多年中大舅曾经浪漫,曾经有过哪怕是暂短的浪漫时光。我希望那样的时光并未被时间磨尽,并未被现实湮灭,并未被“不可能”夺其美丽。我不知道是谁,曾使他夜不能寐,曾使他朝思暮想心醉神痴,使他接近过他离家出走时的向往,使那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梦想成真,哪怕只在片刻之间……我希望他曾经这样,我希望不管现实如何或实际怎样,梦想,仍然还在这个人的心里,“不可能”惟消损着实际,并不能泯灭人的另一种存在。我愿意在舅母沉睡之时,他独自去拒马河寂静的长堤上漫步,心里不仅祈祷着现实,而因那美丽的浪漫并未死去,也祈祷着未来,祈祷着永远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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