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公度:好花映楼台

 


好花映楼台

周公度

 

 

庭院是心的外化。

 

不同的庭院映照不同的心性。陶潜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,谢灵运“罗层崖于户里,列镜澜于窗前”。每个时代的庭院也是如此,先秦的高台,魏晋的楼观,南北朝的山园,隋唐的禁苑,两宋的私人宴集之区,庭院在此成了时间迁移的印记。两宋关于庭院的名篇著述甚多,然多为造园必须的一面或略记。至于明末,方有造园专家计成所著的《园冶》,世界造园史上著名的一总之作。是书被日本学界誉为“夺天工”。

 

《园冶》一书将中国庭院的营造上升为理论。举凡相地、立基,墙垣、铺地,掇山,选石、借景等等,实践与具论,无不扼要述及。自此而后,在计成的总论之上回溯中国庭院,风格的变化观察得更为明显。秦汉的实用,魏晋的田园,隋唐的山水,两宋的自然,明清而后的尔工尔精至于繁复。标尺垂范,《园冶》之后,便少有类似的著述了。

 

民国是中国古代建筑系统研究的白银时代,以营造学社为中心,许多学者的工作均有开创性之功。叶广度著《中国庭院记》,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,刊布于1932年底。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院美学的小书,他并未按中国庭院演进的轨迹论述,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院的图文范本,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,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、士绅的宅院、别墅对“国民”的意义。在更为宏阔的境地,试图为中国的庭院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,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。

 

他有一个观点,文学是诗人在自然之美与庭院之地间,往来感慨寄兴的产物;而庭院又是他们理想中的必然归宿。所以,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几个概念,来涵容园林设计的美学。“清淡、优雅、静秀、冷逸、超洁。”十个字,五个词语,中国庭院美学的概念焕然而出。几个词提供了十种具体的审美方式。

 

具体而言,清为澈,明晰若无,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湛兮,似或存”,了无痕迹。淡为无痕迹的表征,是自然与人为的界限。优若晨星在天,花开荒野,一见倾心;雅乃“古”与“正”,为标准,是“优”的限定。静则指向内心的自审,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挂碍;秀,指静有生气,整体气韵得宜。冷,是条理与归属,是对心的约束;逸,是分外之思,又是对心的驱使。超是方外之词,自俗世归于庭院,如收心复归于婴儿,自得纯然之乐;洁是不杂染,如水流,融融不竭,有声却似无声。

 

这几个总括性字词的底蕴,均在于自然。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,庭院是心的外化;那么,建筑的营造则以自然为最高标度。中国的庭院美学即在其中。以此来判断、审美古往今来的建筑,即是建筑发展的未来,在隐约中对“国民”便有了普遍的意义。在这个意义上,叶氏的写作初心乃是对《园冶》的学理性抽象与物证。

 

基于此,叶氏全书笔墨甚为简括,整部《中国庭院记》结构开阔,脉络舒朗,仿佛一部大书的纲要。与营造学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学背景不同,叶氏在现代学术理念的框架下,行文更多体现了文人的特点。书中例证,实际的庭院遗存之外,他多着眼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作品,尤其是诗;其次,取证于绘画作品,微细至画上题跋;再次,方从笔记、小说中找寻资料,甚少从史料中爬梳。

 

如魏晋,多从阮籍、陶潜,六朝则是鲍照、谢灵运。唐之李白、王维、韦应物,韩愈、柳宗元。宋则苏轼、欧阳修。典籍则为《古诗十九首》《画谱》《武林旧事》。绘画是韩幹、赵孟頫、倪云林等等。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个时代园林的气象。以他们创作的诗文与艺术作品,论述中国庭院的美学,如风入松林,予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。亦使得文风流丽,意兴盎然。

 

虽然全书论点的佐证主要来自古典,论述的形式却并不拘泥,多采用图表展示。每一节具体的论证均是条理清晰,使人瞬间洞然。譬如对《红楼梦》体现的庭院美学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便层现完备。对圆明园规模布局的分析,也是如此。“庭院的组织”一章,则是作者对上述庭院美学的物理分解。全书结构甚为严谨。

 

按梁启超“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”一说,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园林。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赏毕天下美,所以圆明园仍要汇集北方的工整与南方的清丽。帝王“庭院”依托山水谋得天下,王侯显贵仰首帝王,微缩山水,以获自然之微意。还好中国的庭院建筑,宗庙、宫殿、世家之外,民众尚有居住之所。只可惜经典如《园冶》,发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。

而第四种庭院,民众的居所,乃是前三种各式庭院薰习下的结果。叶广度的写作初衷,在于庭院对“国民的意义”。而民众的日常,无需模拟山水,因为其自身即在自然之内,所模拟的只是宫殿代言的权势与世俗的富贵,以及各式宗庙建筑赋予的寄心祈瑞之意。

 

现存的建筑实例中,西湖为自然与庭院的结合之人间佳构,山水、楼台、殿宇,一一并存,“是全国公私庭院的设计,都以她为典型,做参考的资料;极中国风景之大观”。所以,叶氏以西湖为现代法本,详加论解,而非完全是权贵意志的颐和园等昔日皇家园林。民国之时,“人”之个体意识渐趋成为通识。《中国庭院记》以“概观”中国庭院美学为学术之论,目的却是希望“国民”“随社会演进,由宫廷艺术,必然到国民艺术”。

 

远宫廷,近自然。叶氏寸心微意,全在此处。而是书之后,叶广度也再无相关建筑的著述,颇有隐者之风。台静农在《叶广度诗集》序言中画像,说其“丧乱以来,憩影沙头,问樊迟之稼,学东陵之瓜,似乐放逸,与世相忘”。正是题解叶氏“与世相忘”的“国民意识”。是书刊行八十多年后的今日,我们想观赏一下好的庭院,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遗存,委实令人感慨。而其以庭院美学,指引个体国民的发心,则令人后世学者愧然侧目。

 

以庭院之美,归纳人心,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。中国的庭院,凡那些被我们乐道者,均是“易”的思想、“礼”的规范,与“诗”的采集,三种思想结合得最为微妙者。易是天地自然之道,礼是尊天地之规范,诗乃心志,交通于易、礼。叶氏引清诗人陈维崧《虞美人》诗句,“好花须映好楼台。”“花”即自然,“楼台”乃自然与礼交汇的结果,“须映”二字则是对“人”的要求。自然与礼之间,人需要有“诗”的精神。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”

 

栖心可得自然,中国的庭院美学如是。

 

编者按:本文为叶广度《中国庭园记》一书所写序言,授权散文天下首发,未经周公度本人同意,谢绝转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