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

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

 

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

 

那是最美好的时代,那是最糟糕的时代;那是智慧的年头,那是愚昧的年头;那是信仰的时期,那是怀疑的时期;那是光明的季节,那是黑暗的季节……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[英]狄更斯《双城记》

 

 

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,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,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,覆盖了世界本初的声音——风声雨声、关雎鹿鸣;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蓝天,由于霾的存在,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,即使在中午,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,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“雨过天青云过处”,那样的颜色,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;苏丹红、瘦肉精、地沟油、三聚氰胺,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“发明”出来,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;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,在任何公共场合,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,面对他人的求助,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,落荒而逃。

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,比如登月、填海造陆、武器不断升级……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,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,把无理变成合理。人心比天高,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,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(巴别塔)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,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,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。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:“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,正越来越深陷此境: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!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!”“可别忘了: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!”1

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,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,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,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,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,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。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,对此,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。所谓“纯文学”,除了用“纯”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,几乎要在巿场环境中沦陷。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,发表即终结,也就是说,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那一天,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,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,所以对于一部作品,连骂的人都没有。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、雷区限制着他们的笔,让他们无法真实地表达,只能避重就轻,把他们与国外大师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比较,那才是国际玩笑。

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,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。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,曾参加北方同盟会,参与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,而粱济则是保皇党,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。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儿俩,真是一对奇葩。辛亥革命成功后,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:“这个世界会好吗?”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: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梁济说:“能好就好啊!”三天之后,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。

 

 

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,最好的时代不在将來,而在过去。对于孔子,理想的时代,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,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,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“梦见周公”“吾从周”。同理,在当代,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,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。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、公寓电车、报馆书局、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,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,必定如鱼得水,岂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、战乱不已的时代,一个人在牛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。当然,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,这就另当别论了,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。

相比之下,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。宋代,几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。很多年前有人做过“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”的网络民调,宋代位居第一。有网友说:

 

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,我的想法很简单,是因为这一百年里,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。我是文人,这个标准虽低,对我却极具诱惑力。

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,地位也空前地高。想想吧,如果我有点才学,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,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;如果我喜欢辩论,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,我不愁赢不了他,他文章好,但禅道不行,却又偏偏乐此不疲;如果我是保守派,可以投奔司马光,甚至帮他抄抄《资治通鉴》;如果我思想新,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,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;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,那就去听裎颢讲课好了,体会一下什么叫“如坐春风”:

当然,首先得过日子。没有电视看,没有电脑用,不过都没什么关系。我只想做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一个画中人,又悠闲,又热闹,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……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。至于这一百年,还有包青天呢。2

 

前不久,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,说“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”。他说:“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学?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,让自己过得悠闲,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,并且能与别人分亨这种快乐。”3

对此我不持异议,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,有辞赋酎酒,有丝弦佐茶,有桃李为友,有歌舞为朋。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,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。比如吃茶,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《茶经》而成为一种文化,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,吃茶的器具,也在宋代登峰造极,到了清代,仍被模仿。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,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,它取代了书籍以“卷”为单位的形态,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,而不必把全“卷”打开。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——宋体,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,这是因为在宋代,一种线条清瘦、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,这种新体,就是“宋体字”,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。更不用说山水园林、金石名物、琴棋书画、民间娱乐,都在宋代达到高峰。欧阳修自称“六一居士”,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、金石遗文一千卷、琴一张、棋一局、酒一壶,加上自己这个老翁,刚好六个“一”。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,编成一本书,叫《集古录》。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,也编了一本书,叫《宣和博古图录》。

但这只是泛泛地说,具体到某一个人,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。比如,在苏轼看来,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,甚至,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。

 

 

我们就拿苏轼来说事儿吧。

北宋嘉祐元年(公元1056年)暮春三月,当苏轼离开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眉州4,自阆中上终南山,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一起,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、高悬天际的古栈道,准备经大散关进入关中,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,抵达首都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时,他心里满满的,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。起初他很顺利,比如他在参加了礼部初试后,互为敌手的两位政坛大佬欧阳修和张方平居然一致推举他。时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的欧阳修甚至对自己的儿子说:“记着我的话,三十年后,无人再谈论老夫。”还说:“老夫当退让此人,使之出人头地。”

后来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又推荐年轻的苏轼、苏辙兄弟参加皇帝主持的特别考试——制科特考,宋仁宗看了苏轼的卷子后,意气风发地回到后宫,对曹后说:“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。”他说的太平宰相,就是指苏轼、苏辙,可见苏轼、苏辙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。

然而即使有皇帝、宰相的赏识,仕宦生涯也决不会一帆风顺。甚至,皇帝和宰相越是赏识,他所受到的攻讦和迫害就越多,因为那会对别人的生存构成威胁。更何况苏轼性格耿直,是一个有一说一的严守一,不会曲意迎合,这使他中枪的几率更高——才华熠熠、飘逸俊秀的苏轼,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。

轼的意思,是车上供人凭倚之横木,《左传》中有“凭轼而观”之语。苏洵当年给儿子起名苏轼,是希望他含蓄内敛,为他人提供倚靠。他最怕的是儿子苏轼锋芒毕露,不会藏拙,曾忧心忡忡地说:“轼乎,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”而对苏辙,他却省心得多,说:“是辙者,善处乎祸福之间也。”5意思是:你办事,我放心。

苏轼的政治生涯高开低走,尽管曾经担任过帝国的礼部郎中、翰林侍读学士,官居三品,但他更多的时光,是在贬谪中度过的。他的政治生涯,是从失败走向失败,从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,支撑他生命的家国理想被无情地封堵,让他的人生一次次陷人绝境。就在这个星光灿烂的宋朝,党争成了绞杀人性的机器,最终埋葬了这个精致耀眼的朝代。苏轼一生处在一个无物之阵中,他的对手,前仆后继,层出不穷。

 

 

有人说,苏轼在官场上的所有失败,都是由小人造成的。

所以,苏轼要“突围”。

然而,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,并不是小人,相反是一位高士。他就是苏轼最大的政敌——王安石。

当时的宋朝,虽承平日久,外表华美,但内部的溃烂,已经越来越难以掩饰。早在十多年前,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:经济困窘、社会风气败坏、国防安全堪忧。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(公元1067年)即位的,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。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,且他素来都欣赏上王安石的才干,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,以期振兴北宋王朝,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(又称“熙宁变法”)。

王安石是一位髙调的理想主义者,日本讲坛社《中国的历史》称他为“伟人的改革设计师”6,并评价“王安石变法”是“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”7。然而,在苏轼(时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)眼里,看上去很美,实际上千疮百孔。他不是反对变法,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。他知道,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,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——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,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;而募役法,本意是让百姓以付税代兵役,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,但在实际操作中,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,每人毎户出钱的多寡,根木没有客观的标准,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。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,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,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。

苏轼敏锐地意识到,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。那时的他,纵然有宋神宗赏识,却毕竞人微言轻。他可以明哲保身,但他是个任性的人,明知是以卵击石——击的是王安石这块石,却仍忍不住要发声。

熙宁九年(公元1076年),王安石虽然辞去相职,心情黯然地离开朝廷,但在这场厮杀中,富弼、欧阳修、司马光这些肱骨之臣,病的病,死的死。

自此,小人们在帝国政坛上可以横行无忌。

这些人,包拈吕惠卿、曾布、舒亶、邓绾、李定等,而且,排名不分先后,因为他们都是货离价实的小人。而这群小人,都是王安安一手提拔的。

王安石的识人术,人下无双。

 

 

这浮华的世上,人心不如鬼。那个写《梦溪笔谈》的沈括,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,专门跑到苏轼那里骗来了诗稿,然后从中寻找“反动言论”,向朝廷检举揭发;李定为了逃避回乡为逝去的母亲丁忧8尽孝,竟然隐瞒了母亲去世的亊实,被司马光骂为“禽兽不如”,恰巧苏轼写了一首诗,歌颂弃官寻母的朱寿昌,被李定当成指桑骂槐,针对自己,准备好了小鞋,等着给苏轼穿。当然,他们如此凶狠,除了嫉妒,还有恐惧——苏轼深得皇帝赏识,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,那样对他们来说,都是极大的威胁。

他们为苏轼定制的罪名,是“讥讪朝政”“滥得时名”。

苏轼才华熠熠,道德完美。口无遮拦,这是他唯一的软肋。

朝廷上的一片“废苏”之声,让宋神宗感到无奈和无力。终于,为了维护朝廷的“安定团结”,宋神宗下令御史台查办苏轼。

苏轼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。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:“顷刻之间,拉一太守,如驱犬鸡。”9

那一年,是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。

历史中所说的“乌台诗案”,“乌台”,就是御史台。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,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,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,取阴杀之义,四周遍植柏树,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,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,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,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,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。“诗”,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事生非的诗了。

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,他在御史台的监狱,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,面积不大,一伸手,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,他只能蜷起身,坐在它的底部,视线只能向上,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。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,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。九百年后,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,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监狱。

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。那深度,就是牢狱的深度。

黑暗、陡峭、寒冷。

那是他一生命运的最低点。

假如不是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戳持异议大夫的法规,此时苏轼,恐泊早已身首异处了。

十二月二十八,苏轼终于在监狱里听到了朝廷的判决。

宋神宗没有舍得把他处死,而是把他贬到黄州。

保留公职,以观后效。

 

 

苏轼生命中的低潮,自黄州开始。11世纪,那个收留了苏轼的黄州,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。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,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,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,而在当时,却十分的寥落荒凉。

在那里,苏轼虽为团练副使,却没有任何实权,连工资都停发了,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。苏轼虽然做了二十多年官,但如他自己所说,“俸入所得,随手辄尽”,是名副其实的“月光族”,没有多少积蓄,即使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活,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,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尽了。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,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,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,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,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。对于苏栻来说,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
或许,从他发现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山坡的那一刻,他就决计进行生产自救了。那个山坡,大约百余步长短,曾经做过营地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吴船录》里描述它:“郡东山垄重复,中有平地,四向皆有小冈环之。”

这个山坡,本无名字,苏轼以“东坡”命名,因为它位于城东,而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作刺史时,也居住在城东,写了《东坡种花二首》,还写了一首《步东坡》,所以,苏轼干脆把这块地,称为“东坡”。

他也从此自称“东坡居士”。

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轼相遇,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——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俊美少年,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,此时的苏轼,瘦硬如雕塑,面色如铜,两鬓皆白,像他自己词里曾说的,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。

1082年,四月初四,寒食节,苏轼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写下著名的《寒食帖》。这份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行书墨稿,被艺术史家称为“天下行书第三”。

《寒食帖》的内容如下:

 

    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。

    年年欲惜春,春去不容惜。

    今年又苦雨,两月秋箫瑟。

    卧闻海棠花,泥污燕支雪。

    暗中偷负去,夜半真有力。

    何殊病少年,病起头已白。

 

    春江欲入户,雨势来不已。

    小屋如渔舟,蒙蒙水云里。

    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。

    那知是寒食,但见乌衔纸。

    君门深九重,坟墓在万里。

    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。

 

面对苏轼的这幅帖时,我的心会陡然收紧,仿佛上面的每个字都在战栗,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场凄风苦雨中瑟瑟发抖。这诗、这字,饱含痛感。那个“纸(帋)”字,“氏”下的“巾”字,竖笔拉得很长,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,或者一声幽长的叹息。那是那个时代强加在苏轼身上的最真实的疼痛,即使经过了九百多年的时光,依然会在一瞬间,把我们的内心穿透。

 

 

但对苏轼来说,在黄州的岁月还不算是最惨的。他的人生悲剧,深不见底。尽管在“元祐更化”中,随着当年被王安石排挤的重臣司马光等重返政坛,苏轼一度被重新起用,官升礼部郎中,获赐金带,金镀银鞍辔马,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,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,相当正部级领导,可谓扶摇直上,身入玉堂,但苏轼独立不倚、危言孤行的“毛病”没有改。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,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,永远不能苟且将就,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。司马光、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,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。苏轼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。苏轼不喜欢二元对立,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因此,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,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,回到家气还没消,连骂:“司马牛!司马牛!”

后来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、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,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,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,四面楚歌的苏轼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,由杭州,到颍州10,到定州11,到英州12,到惠州13,最后终结在海南岛“百物皆无”的儋州14,越贬越远,再贬,就贬出地球了。

但他的政治对手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。他到惠州后,他从前的朋友、当时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。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,他只能釆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,于是派苏轼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,让苏轼没有好日子过。苏轼过得好了,他们便过不好。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继室王闰之去世后,一直照顾苏轼的侍妾朝云,就是在26岁时瘟疫,死在惠州的。后来,已是白发老人的苏轼又被贬到更遥远的儋州,除了最小的儿子苏过陪伴,身边“百物皆无”,不要说报纸网络,连一本书都找不到,只有无边的苦寂与孤独,像茫漠的大海,与他相伴。

 

 

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,论个人境遇,很难找出比苏轼更悲惨的。假若我替苏轼回答梁济的提问,我一定会说,他所置身的时代,是一个最坏的时代,压抑得透不过气来,看不到一点希望。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,无论身处何等的尴尬与荒谬中,都与苏轼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语。苏轼的文字——像前面提到的《寒食帖》,有尖锐的痛感,却没有怨气。

我不喜欢怨气重的人,具体地说,我不喜欢愤青,尤其是老愤青。年轻的时候,我们对很多事物心怀激愤,还可以理解。但人到中年以后,仍对命运忿忿不平,就显得无聊、无趣,甚至无理了。怨气重,不是表明一个人的强大,而是在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。苏轼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气包,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。倘如此,他就不是我们艺术史上的那个苏轼了。他知道“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,此事古难全”,夜与昼、枯与荣、灭与生,是万物的规律,谁也无法抗拒,因此,他决定笑纳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、枯荣灭生。他不会像屈原那样自恋,把自己当作香草幽兰,只因自己的政治蓝图无法运行,就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抱负投身冰冷的江水,纵身一跃的刹那也保持着华美的身段与造型,就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那样;他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装傻充愣,一副嬉皮士造型;也不会像诗仙李白那样“皇帝呼来不上船”,醉眼迷离爱谁谁,一旦不得志,随时可以挥手与朝廷说白白——要不他怎么叫李白呢。

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,到就不如改变自己——不是让自已屈从于时代,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。这一点,苏轼做到了,当然,是历经了痛苦与磨难之后,一点一点地脱胎换骨的。木心说:“李白、苏东坡、辛弃疾、陆游的所谓豪放,都是做出来的,是外露的架子”15,这话有点随便了。假如豪放那么好做,那就请木心先生做来看看。实际上,豪放不是做出来的,而是在炼狱里炼出来的,既有文火慢熬,也有强烈而持久的击打。苏轼的豪放气质,除了天性使然,更因为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,可以笑看大江东去,纵论世事古今。他豪放,因为他有底气,有强大的自信。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无论周公瑾、诸葛亮还是曹孟德,那么多的风云人物,那么多的历史烟云,都终被这东去的江水淘洗干净了。神马都是浮云,都是雪泥鸿爪——“雪泥鸿爪”这词,就是苏轼发明的。一个人的高贵,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,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、安然自立。他画墨竹(《潇湘竹石图》),画石头(《枯木怪石图》),都是要表达他心中的高贵。他热爱生命,不是爱它的绚丽、耀眼,而是爱它的平静、微渺、坦荡、绵长。

他的心是宽阔的,所以他爱儒,爱道,也爱佛,最终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——既不远离红尘,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。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,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,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,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。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,但他无论当多么小的官,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。他火蝗、抗洪、修苏堤、救孤儿,权力所及的事,他从不错过,他甚至写了《猪肉颂》,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,使他的城郭人民,不再“只见过猪跑,没吃过猪肉”。那道美食,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。它的烹食要领是:五花肉的肉质瘦而不柴、肥而不腻,以肉层不脱落的部位为佳,用酒代替水烧肉,不但去除腥味,而且能使肉质酥软无比……

还是在黄州,每当日暮时分,他从东坡的农田荷锄回家,过城门时,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人诗人、大学问家,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,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,苏栻都泰然自处,有时还跟着他们开玩笑。

在儋州——他的末日时光里,他还不忘调侃自己几句,说自己年纪大了,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来眼去了。在他的生命里,不再有崎岖和坎坷,只有云起云落、月白风清。

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,像海明威所说,对于一切厄运,都要“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”。

十个世纪以后,一位名叫顾城的年轻诗人写了一句诗,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。他说:

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。”

 

 

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高,在上帝眼里,他终不过是一只蚂蚁。在中国艺术史上,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深深地堕入凡尘,就像《寒食帖》里所写,“卧闻海棠花,泥污燕支雪”,美艳的“花”转眼之间就会堕人泥土,但纵然是泥土,也有它的价值与尊严。他的生命,一头连着最凡俗、最卑微的生活,另一头却连着最深邃、精致、典雅的精神世界。真止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,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,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,却是置身灯青孤馆、野店鸡号中的苏轼——

词本是文人们遗兴抒怀的游戏笔墨,是流行歌曲,如林语堂所说的,“内容歌咏的总是‘香汗’‘罗幕’‘乱发’‘春夜’‘暖玉’‘削肩’‘柳腰’‘纤指’等”16,到了苏轼手里,才真正有了文学的气象,如叶嘉莹先生说:“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,才开始了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,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愿,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。”17

他的散文,超越了那些虛无高蹈的文章策论,它不是为朝廷、为帝王写的,而是为心、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。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、拒绝了宫殿语法,因而更朴素、更诚实也更十净的文字,它也因这份透明,而不为时空所阻,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。

他的书法,既不像唐代楷书那样强调法度,拘谨理性,也不像唐代草书那样叛逆,那样张牙舞爪,而是将自已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,无拘无束。苏轼最恨怀素、张旭,在诗里大骂他们:“有如市娼抹青红,妖歌嫚舞眩儿童。”他追求历经世事风雨之后的那份从容淡定,喜欢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,喜欢收束于简约中的那种张力。他写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他的字,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,不见伟大的野心,却正因这份性之所至、文心剔透而伟大。

他的绘画,传到今天的,只有两幅,一幅叫《潇湘竹石图》,还有一幅,叫《枯木怪石图》,但他倡导的文人画理论,却影响了金元明清,余绪至今未断。苏轼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,认为他们少文采,没学问,因而只知照猫画虎,不见风神与性情。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开始起源,但有了唐代王维,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到绘画中,纸上万物才活起来,与画家心气相通。至宋代,欧阳修、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,但在苏轼手上,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。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,到了他们手上,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,变得素朴、简洁、典雅、庄重。后来的宋代画家,把复杂多变的世界,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,绘画由俗世的艳丽,遁入哲学式的深邃、空灵。

如今,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,而是用墨汁代替。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,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,所以它的黑色,是死掉的黑,可是在宋画里,我们看到的不是黑,而是透明。墨色的变化中,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。

苏轼带来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观念革命,他因此成为北宋继苏惟演、欧阳修之后的第三位文坛领袖,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大师,也成为我的心头最爱。

 

 

这份美,被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在一幅图卷里。这幅艺术史上的名画,记录了元祐二年(公元1087年)五月,苏轼在“元祐更化”中返京,与朋友们在王诜的西园举行雅集的情况——王诜不仅是当朝驸马,也是著名画家,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“皇家秘藏·铭心绝品——《石渠宝笈》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”,展出有王诜的名作《渔村小雪图》。而那次聚会,参加者有: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米芾、蔡肇、李之仪、郑靖老、张耒、王钦臣、刘泾、晃补之,还有僧人圆通(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)、道士陈碧虚,共16人,加上侍姬、书僮,共22人。松桧梧竹,小桥流水,极园林之胜。宾主风雅,或写诗、或作画、或题石、或拨阮、或看书、或说经,极宴游之乐。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,用写实的方式,描绘当时的情景,取名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
《西园雅集图》几乎成了中国艺术家迷恋的经典题材,仅李公麟一人,就画过团扇、手卷两种不同的本子。北宋米芾、南宋马远、元代赵孟頫(传)、明代仇英等著名画家,也都画过同题作品。其中李公麟《西园雅集图》卷现被私人收藏,马远《西园雅集图》长卷收藏在美国纳尔逊·艾金斯博物馆,赵孟頫《西园雅集图》卷和仇英的《西园雅集图》轴分别著录于《石渠宝笈续编》之养心殿第二册中,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画中的场面,让我想起文艺复兴画家拉斐尔(Raphael Santi)为教皇宫殿绘制的大型壁画《雅典学院》,一幅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的大型绘画,在这幅画上,汇集着哲学家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、数学家毕达哥拉斯、语法大师伊壁鸠鲁、几何学家欧几里德(一说是阿基米德)、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、哲学家芝诺……画家试图用这样一场集会,把欧洲历史的黄金时代永久定格。

《西园雅集图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艺组合,比如“三苏”中的两苏(苏拭、苏辙),书法“宋四家”中的三家(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)、“苏门四学士”(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)……在中国的北宋,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,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。

那一份光荣,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的稚典学院。

美丰仪,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。但真正的美丰仪,不是《琅琊榜》里的梅长苏、萧景琰,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米芾。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,更兼具人格之美,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。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隆式的肌肉男,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,收束千优雅艺术与人格中,只有文明之国,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。

 

十一

 

苏轼生活的时代,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。他一生历经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、宋徽宗五位皇帝,一茬不如一茬。宋仁宗当年说“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”,对苏轼器重有加;宋英久慕苏轼文名,曾打算任命苏轼为翰林,因为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,才没能实现;宋神宗也器重苏轼,却抵不过朝廷群臣的构陷而将苏轼下狱,纵然他寄望于苏轼,也犯不着为苏轼一人得罪群臣;宋哲宗贪恋女色,十四岁就想着以宫中寻找乳婢的名义绐自己找女人;宋徼宗玩物玩女人,终致亡国,关于他的故事,留在后面细说。公元1101年,苏轼死在常州,距离北宋王朝的覆灭,只有25年。

他敬天,敬地,敬物,敬人,也敬自我,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,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、快乐与凄凉,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,都化成一池萍碎、二分尘土、雨晴云梦、月明风袅,留在他的艺术里。在悲剧性的命运里,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,像王开岭所写的:“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、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,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,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,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,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?”18

我经常说,现实中的所有问题与困境,都有可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。许多人并不相信,在这里,苏轼就成为从现实中围困中拔地而起的一个最真实的例子。时代给他设定的困境与灾难,比我们今天面对的要复杂得多。苏轼置身在一个称得上坏的时代,却并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时代,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,也会有不好的东西。

他相信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,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。因此,苏轼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,甚至连抱怨都没有。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——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,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。

有的艺术家必须依托一个好的时代才能生长,就像叶赛宁自杀后,高尔基感叹的:他生得太早,或者太晚了。但像苏轼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,无论身处怎样的吋代,时代都压不死他。

他给予那个时代的,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。

木心说,艺术家仅次于上帝。19

元丰七年(公元1084年),也就是苏轼写下《寒食帖》之后的第三个春天里,宋神宗把苏轼调任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20。他从黄州出发,顺江而下,过金陵吋,他一定要去拜见一下已经辞官,在金陵城与钟山之间的半山园隐居八九年的王安石。闻听苏轼过金陵,王安石等不到苏轼前来晋谒,就已骑上小驴,去江边船上,主动去寻找苏轼了。因为作为一代文宗,王安石一直关注着远在黄州的苏轼。苏轼的诗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,让王安石深感着迷。艺术在不知不觉中,弥合着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鸿沟。相别时,王安石发出这样的长叹:

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!”

王安石不幸言中了。

像苏轼这样仅次于上帝的人,在历史中果然成了绝版,徒留我们这些庸碌之徒,站在自己的时代里,发出千年一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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